最近热议话题是企业家是否应谈政治，是否该在商言商。这场争论的起点毋需赘言，而争论过程逐渐成为用各种比喻装饰的修辞战斗，其中不乏抽离了具体语境，仅抓只言片语的互相攻讦。

    　在我看来，“企业家是否应谈政治”是个伪命题，政府是要素资源的拥有者和政策制定者，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和居委会大妈谈起政治都滔滔不绝，何况企业家。“是否应该在商言商”也是个伪命题，试看重庆的案例便知，如果商人真的能以市场法则应对一切麻烦，“在商言商”，那将是社会的巨大进步，要想“在商言商”，先要实现“在政言政”。

    　换一个角度看，这又是两个真命题，因为其背后折射出真实的社会情绪，这亦是企业家与政府，与公众之间扭曲关系演进所引发的必然讨论。中国经济改革起步就带有浓厚的“政治破冰”色彩，第一代企业家从旧体制中破茧而出，政企关系微妙复杂。

　　最近有很多盘点，罗列柳传志、王石、王健林、冯仑、梁稳根等企业家对政商关系的表述，据此分别贴上“犬儒”“智慧”“保守”“激进”的不同标签。

　　实际上，他们精神内核的相似度，远远大于表面的差异度，这些表述，从不同侧面写成了一部无奈却又实用的“中国式企业生存哲学”。

    　再看企业家与公众的关系，过去30多年中，“创富热”与“仇富潮”时常交替，甚至同步发生，中国改革就在这种冲突中做螺旋运动。政商互动关系，确会变形为官商勾结和权力寻租，当公众需要一张脸来挂上魔鬼的面具时，企业家往往就提供了这张脸。

    　看似“永远不会错”的时代与政治，也在不断进化。

　　从早期对先富者舆论讨伐，“姓资姓社”争论，清算“原罪”思潮，到今天关于“在商言商”的激辩，会发现社会对企业家期望也越来越高，不再是简单的指责与诟病，而是希望他们既要为历史负责，又要为未来负责。

　　与此同步发生的是，企业家渐渐产生了阶层自觉，近年来，以企业家为主体，形成了各种圈子和团体，正是这种阶层自觉，更让人觉得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应该站在舞台中心位置成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

    　矛盾之处在于，当前一个界定清楚，并且受到保护的产权体系尚在建设中。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关注度提高、话语权放大，以及抱团行为，也会让他们的一言一行更加敏感，他们既不能无视公众的期望，又要让自己和公司不会为期望所压倒。

    　个人文章来源华夏酒报认为，企业家应该更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企业家”不仅在于找到或创造新事物，而在于用它会为社会集团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带动社会集团跟在它后面走。过往的历史证明，他们并非仅是风云变幻被动的承受者，也是奇迹的缔造者，如今，他们可以在商业以外更广阔范围发挥作用，无论慈善公益，或是读书会这种启蒙性活动，都是一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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