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称，酗酒和其他各种不正确使用酒精的方式应该通过对酒精饮料征收更高的税收和加强营销监管的方式进行解决。（详见2010年1月20日《华夏酒报》第2版）
    　
　　WHO的这项提议单从逻辑上讲，似乎是可行的：酒的价格提高了，同样的钱现在只能买少量的酒，酗酒的问题就可以解决。然而现实生活中真的是这样吗？
    　
　　古今中外，各国政府下达过不计其数的禁酒令，但越是在禁酒令施行的期间，酗酒者越多。原因很简单，禁酒令“禁”的是酒的生产和流通，“禁”不了酗酒者嗜酒如命的本性。世界禁酒史表明，许多国家的禁酒令从发布到取消往往都是短命的，而且禁酒令实行期间从来就没有真正禁止得了酒的生产和流通。
    　
　　1920年1月2日，禁止酿造和发售酒类的《沃尔斯特法令》在美国生效。美国联邦特工人员把威士忌倒入阴沟，长期以来强烈主张禁酒的舆论界积极跟进，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已有2/3的州是酒的禁区。 但是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黑帮家族仍然在地下走私黑牌、白兰地等烈酒。而美国西部酒吧里，这项法令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实施过。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人对于酒的心态彻底解禁，甚至把违法喝酒看做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
　　
　　在中国，大禹可能是提倡禁酒的最早统治者。“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日‘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战国策》）这是禁酒第一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而且与国家兴亡之类的沉重话题扯上了关系，并为中国的酒文化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特点奠定了基础。然而，大禹的话却不幸言中了，据说他的子孙桀便是因“酒池糟堤，纵糜糜之乐”而亡于商汤，而汤的子孙纣却又步了桀的后尘，“不舍昼夜”，常作“长夜之饮”，喝得天昏地暗，终于为周所灭。作为一代圣主，大禹洞悉了酗酒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但他并没有足够的智慧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免于酗酒之害，这位治水的英雄忘了将他的治水之道运用到“治酒”上来——解决酗酒问题只能用“导”的手段，而不能用“堵”的办法。
    　
　　由此看来，禁酒尚且解决不了酗酒的问题，单单依靠对酒精饮料征收更高的税收和加强营销监管的方式就更不能将这一千古棘手的难题解决。
    　
　　据了解，WHO这项提议的目的是想通过酒品价格的增长，控制酒品销售量，从而有效地控制酗酒问题。从理论上讲，酒价的提高确实会对酒品的销售造成一定的影响，可以从一定意义上文章来源华夏酒报控制酗酒，应该说WHO的初衷还是好的，是为酒类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以及社会稳定着想。WHO的这项提议，让人不由联想到去年年末我国部分高端白酒涨价一事，酒企众口一词的理由是“生产成本上涨”，这理由看起来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实则毫无人情味。业内人士都知道不少高端品牌提价只是一场竞争游戏，他们以“产能有限”为由，采取“饥饿策略”适时提价，而每次放风提价前，分销商与零售商大量囤货，厂家与代理商借机消化库存、盘活资金。
    　
　　WHO是卫生组织，想依靠提高酒精饮料税收和加强营销监管的方式来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建议固然不现实，至于中国酒企在解释酒价提高的理由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就显得不够厚道，甚至有些酒企将2009年的利润下滑归咎为公安部门的“酒驾”禁令，就更是利令智昏的一派胡言了。因为酒是谋利的商品，更是关乎百姓健康的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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