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除了以利润为目的之外，还应该兼顾社会责任，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但以往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也仅仅局限于道德领域来讨论，这就给人们一个印象：企业兼顾社会责任，就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既然是道德问题，那么，社会责任对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软约束”。换言之，如果企业不讲社会责任，也没有什么过错。

    　这种说法最近在西方企业界受到了挑战。在美国，托马斯·唐纳森和托马斯·邓菲是企业伦理学权威，俩人提出，企业必须将其社会责任作为“硬约束”，必须将遵守社会伦理道德与遵守律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其原因在于，企业社会责任，绝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1990年代初期开始，壳牌国际一直在非洲尼日利亚三角洲推行一项天然气开采计划。一些尼日利亚人认为，计划将对他们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产生致命破坏，就组织起来进行抗议。尼日利亚政府为配合壳牌国际此计划，不顾当地百姓抗议，仍组织强行拆迁与开发，于是，抗议演变成暴力事件。

    　此事被披露后，学界及媒体并没有花很大力量去谴责尼日利亚政府，而是将批评的矛头集中到了壳牌国际。作为初步反应，壳牌国际选择了自我辩护。

    　但社会舆论对壳牌国际的自我辩解不仅不接受，反而持更加激烈的批评。舆论与社会反响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其业务开展与利润维持。

    　两位企业伦理学家临危受命，担负起壳牌国际“危机公关”的重任。他们采取的行动是在14个国家召开圆桌会议，召集了159位壳牌执行官和145位社会人士。会上充分听取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各种意见。最后，壳牌国际通过一个“协议”。协议规定：今后壳牌国际将明确承诺对与企业行为相关的健康、安全和环境负责，并将要求所有与壳牌国际进行交易的企业都遵守这一承诺。协议还特别规定了履行该协议及违反该协议所面对的奖或惩，也就是说，该协议具有法律上的可执行性。该事件以1997年《经济学人》发表《壳牌人说抱歉》而告一段落，壳牌国际也很快恢复了其老牌最受尊敬的欧洲企业的地位。

    　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以往，企业间所订立的协议，从来是关于商业交易的。这种商业契约在法律上具有强制执行的特点。但壳牌国际在这次危机公关中，产生了一种在壳牌国际关联企业之间的一种新的协议：它是非商业交易性质的，而是关于壳牌国际及其关联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方面的。但与商业契约相同的一点是，这种关于企业伦理的契约竟然也有“硬约束”：因为它规定了奖惩规则。这与我们此前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单纯的道德问题”的理念也相冲突：因为如果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单纯的道德问题，就不应具有法律上的可执行性，而应该靠企业的自觉。

    　对此，两位大师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概念加以解释。他们认为，以往，我们只承认商业契约。但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实际上，一个社会中的道德、观念及习俗，它是在更大范围内规定了人类社会赖以运作的秩序，构成了“社会契约”。正因为它也是契约，所以尽管它不是成文法，却也应该与法律一样得到尊重，并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正式的法律来保护。

    　应该看到，在我国，讲社会责任的企业越来越多。但整体上看，在许多经济学家或企业家眼中，企业就是利润的机器，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个“伪命题”；更少有经济学家或企业家能将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到“契约意识”的高度来认识。这种状况到了要改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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