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日前表示，正打算把公司以往承担的一些社会职能交还给政府，例如探索分隔27万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将宿舍卖给政府等等。
　　
　　事实上，“富士康悲剧”以一种经典的方式深刻揭示了长期以来很少为人论及的一个道理：市场经济条件与“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办社会”的情况在中国到处存在。相信稍微上点年纪的人至今都还记忆犹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许多所谓城市——如鞍山、抚顺等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工厂。反过来说，像鞍钢这样的所谓企业，就是一个涵盖一切的社会，从托儿所到殡仪馆一应俱全。然而，这样的“企业办社会”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这也就是它们最终无一例外地难以维系，需要进行一场全方位的“国企改革”的原因。
　　
　　不幸的是，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出口加工业基地在奉行市场经济外部条件的情况下，它们的企业却仍然试图沿袭这种“企业办社会”的内部管理方式。这自然又与它们雇佣的员工的身份结构高度相关——他们绝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基本没机会在当地安家落户，遑论融入当地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由于企业的规模普遍比较小，问题一直被掩盖着，今天终于大规模爆发。郭台铭所诉的苦一点都不假：80万人，相当于一个人口稠密的超级大县，甚至已达到了人口相对较少的省份的一个地级市的规模。富士康的这么多员工们除了干活、吃饭、睡觉、赚钱外，还有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的社会性需求，像家人、朋友、恋人间的感情交往。
　　
　　问题在于，富士康可不是以前的鞍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郭台铭董事长也不是它们的党委书记。在市场经济的外部条件下，追逐利润是企业和企业家天经地义的事。退一万步说，即便富士康今后投入再多员工关怀，就像郭台铭陪同200多名海内外媒体记者参观富士康部厂房后在新闻发布会上作出的许多承诺那样，它也绝不可能把自己建设成又一个鞍山，当今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它没有这个能力——它所能够办出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非自然的、军营式的文章来源中国酒业新闻网扭曲社会。一个正常的人际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而计划经济时代的鞍钢之所以能够办成这样一种比较真实的社会，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完全是因为它可以支付昂贵的经济成本，直至彻底牺牲效率，使自己根本就不再成其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归根结底，“富士康悲剧”折射的是社会在急速转型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而这10条年轻的生命，便是这种成本的震撼人心的集中体现。他们拷问着我们：当我们的经济正在向“市场”大踏步迈进的同时，我们的社会在组织和管理上怎样才能及时跟得上这种变迁？市场经济不可能单兵突进，它的成功高度仰赖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全面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