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0日下午，我陪同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的领导匆匆赶到北京的清河急救站，探望正在抢救中的王秋芳老人。我对她大声地说：“您是红星的创始人，是红星的大功臣，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王老的眼睛微微张开，嘴唇动了又动，我知道她有千言万语要讲，却一个字也说不出了。

9月21日深夜，王老走完了她93年的人生历程。泪眼婆娑地望着王老的遗容，她的奋斗史又在我脑海中闪现。

一生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

1949年1月31日北平（北京）和平解放，人民政府决定对酒类实行专卖，同时筹建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建厂宗旨是：总结传统酿酒技艺，改变生产落后状况，节约酿酒用粮，尝试机械化生产。对厂址的要求是：考虑酿酒特点，不能离城区太近；为了工作方便，也不能离城区太远。

1949年5月6日，王秋芳和5位男同事各自骑上自行车，驮上半袋子面，从位于宽街北兵马司的专卖公司出发向东疾驶，去寻找建厂的厂址。出了朝阳门顺着坑坑洼洼的碎石铺就的路，来到八王坟路口西南角（如今的现代城）。这里背靠通惠河，又有几间破房和畜圈可以利用，大伙儿一合计，决定就在这儿建厂了。

实验厂成立不久接到重要通知，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生产出献礼酒。但当时的厂区一切从零开始，员工们把门板当床，把马棚猪圈改成宿舍，支起柴锅算是食堂。一天三顿窝窝头，个把星期改善一次伙食。

我曾问王老：“当时那么苦那么累，您一点儿都不怕吗？”王老回答：“当时大家热情都很高，要为新中国建设出点儿力，所以没有喊苦嚷累的，但要说害怕、畏难一点儿都没有那也是假话，但是最难的是不方便。过去白酒业有个规矩，女人不准进酒坊，一是把女人当作不祥之物，认为女人进来会少出酒；二是酿酒的酒房温度高，工人劳动强度大，出汗特别多，干活儿不穿衣服。我那时20岁出头儿还没结婚，但作为化验员又必须到酒坊去取样品化验，所以特别不方便。情急之下我想了一个招儿，离酒房老远就扯着嗓子大声吆喝，让里面的一个人穿上衣服出来把酒样交给我。后来，情况就逐渐转变了。”

作为北京白酒业第一位女职工，王秋芳巾帼不让须眉。她和男同事一样起早贪黑、摸爬滚打，挖窖池、装甑锅、育酒曲，终于在1949年9月生产出第一批瓶装红星二锅头酒，作为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献礼酒。

由于完成任务出色，1949年10月1日，王秋芳等30多名实验厂员工被批准参加开国大典，成为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我们当时站的位置，就在天安门广场的东边，南池子的南口，这是我们付出这么多劳动、克服这么多困难后，得来的荣誉和成果。所以，我们感觉非常光荣！参加开国大典，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王老自豪地说。

一次创业：改造传统白酒生产

建厂初期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将二锅头传统技艺进行科学总结，实现二锅头酒生产的规范化。为此试验厂成立了研究室，由王秋芳负责招聘人员、购置化验设备。工作的内容，就是采集二锅头生产流程的各项基础数据，把酿酒技艺从以技师经验为主转变为以科学控制为主，以保证二锅头酒质量的稳定性、一致性。

王秋芳同工人技师一起酿酒，从原料粉碎、酒曲制作、粮食蒸煮、入池发酵、酒醅蒸馏、品评勾兑等各个工序，总结传统的眼观、鼻闻、手捏、脚踢等技艺所对应的酒精度、水分含量、入池温度、发酵时间等。每一组数据的完成都要反复取样、化验、对比、分析，王秋芳最终总结出一个规律性的工艺流程方案，起草了《传承北京二锅头的分析方法及产品质量标准草案》，实现了以科学化的生产代替经验型的生产。二锅头生产由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王老也成为传承创新二锅头技艺的一代宗师。

实验厂的另一个实验任务就是用机械化代替手工操作，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王秋芳等人第一个研究试制的是刮板出池机。因为酿酒用的发酵池有两三米深，在蒸酒前，工人得在池子里一锹一锹地把发酵好的酒醅扬到池子上面，不但费力气而且费时间。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们琢磨出刮板出池机，类似于循环转动的“洗衣板”，伸进发酵池，工人只要把酒醅撩到刮板上就行了，酒醅在刮板上由机械带动就可以从池底翻到池上。实验成功后，工人们高兴地说：“这玩艺儿太好了，不用再靠肩膀子往上扬了，这么多年的难题让你们解决了！”

王秋芳还参与了扬渣机、机械活动甑盖和冷却工序机械化的研制工作，初步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

1952年，第一届全国评酒会在北京举行。王秋芳参加了103个参评酒样的理化指标检测和感官品评，在做一个项目实验时硫酸曾溅到她的眼睛里，幸亏抢救及时未造成失明。她坚持工作不退缩，撰写了《中国名酒分析报告（八大名酒）》，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家级女评酒委员。她又连续参加了第二、三、四届全国评酒会，后来还担任葡萄酒、果露酒品评专家组组长，负责培训和选拔国家级评酒委员，现在已是桃李满天下。

1965年至1987年间，王秋芳和北京二锅头酿制技艺第八代传人高景炎等人走南闯北，到各郊县酒厂传授技艺。有一个酒厂开发了一款白酒新产品，但总是不理想又找不到问题，于是请王秋芳来“会诊”。她端起酒杯闻了闻酒，又抿了几口，立马儿说：“发酵池里的窖泥不行，所以这个酒味儿不正香不浓。”有人拿来几块窖泥掰开检查，果然有一股臭味儿。王秋芳说：“这是丁酸味儿太重了。”她又帮着重新制作了窖泥，使新产出来的酒味美香浓。

二次创业：酿造国优葡萄酒

1955年，作为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的葡萄酒厂在北京八王坟北侧兴建，王秋芳参加了筹建小组后又担任厂长，转向研究和生产葡萄酒，开始了她的二次创业。

她尝试葡萄酒的技术创新，没有原封照搬传统的酿造方法，而是带领职工查找资料，做冷处理实验，改进工艺，稳定酒质。面对“瞎胡闹”的嘲笑和指责，王秋芳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9年，王秋芳参与改进的中国红葡萄酒作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酒，在市场上一鸣惊人并被选作国宴用酒，其后又连续三次荣获国家金奖，成为我国甜型葡萄酒的旗帜产品。她领军研制的特制白兰地也荣膺“中国名酒”称号，她带头开发的灵芝补酒广受欢迎。

正当王秋芳意气风发大有作为的时候，“文革”的狂风暴雨从天而降，她从功臣变为了罪人。王秋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当时最害怕上大夜班，因为人爱犯困。特别是夜间在工房一个人向大罐内打酒的时候，需要跑上跑下照看几个大罐，精神高度紧张。”

在6年零4个月的下放劳动中，王秋芳处处留心，时时在意，一点一滴地把工艺操作摸了个透。她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车间工人编写出了《高档酒配方算法》和《普通酒勾调计算公式》，彰显出“身处逆境仍痴心不改”的坚毅品格。

王秋芳忍辱负重，在困境中增长了才干。所以，由她主编的50万字的《葡萄酒生产与工艺》成为行业统编教材。

1984年，王秋芳受轻工部的委派带队考察罗马尼亚的葡萄酒生产。让他们感触最深的是：生产红葡萄酒国内用的是水泥池发酵，而罗马尼亚用的是旋转发酵罐，其质量好效益高且节省劳动力。他们当即决定：学习先进，引入国内。所以，非常留意地画了一些草图。

回国后，王秋芳等人在北京西郊葡萄酒厂做实验，他们自己设计制造了一个旋转发酵罐，在葡萄季节进行投料试产。为现场观察实验情况，她不分昼夜，每隔4个小时就需要取样分析，看投料的质量变化情况，并与水泥池发酵的酒质量进行对比。不巧，做实验时王秋芳的痔疮发作了，但她忍着疼痛，顶风冒雨爬上爬下。令她欣慰的是，实验成功了，该项目获得了轻工部新产品奖和北京市科研奖。

三次创业：参与组建中国酒业协会

1992年，王秋芳已是66岁高龄，本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她却接受轻工部的邀请参与组建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现更名为中国酒业协会），开始了她的第三次创业。她风尘仆仆先后参加了在青岛、亳州和泰安召开的协会筹备会、预备会和成立大会，并担任了协会副秘书长。

1993年，王秋芳又东奔西走协调各方，组建了中国酒业协会葡萄酒分会（任名誉会长）和果露酒专业委员会（任主任）。她组织制定果露酒国家标准，填补技术空白，对推动我国果露酒、保健酒的健康发展发挥了引领作用。

其实，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王老就是华北五省市白酒技术协作组的秘书长，组织企业进行技术交流。1984年，轻工部开展酒类质量大赛，王老作为果露酒评比的牵头人，要求各评委做到：认真负责，公平公正。其后，她又组织大家到各企业学习培训取长补短。她一直强调：“我们要有开放的胸怀和大局观，行业好了企业才可能好！”

王老以身作则，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她深入工厂、车间、化验室调查研究指导工作。王老曾满怀激情地说：“风风雨雨几十年，我始终没有离开过酒行业。酿出让老百姓喜欢喝又买得起的好酒是我一生的追求和理想，甚至连做梦都跟酒有关系。”三次创业为圆一个梦，这就是王老一生的写照。

我曾问王老：“您从一个普通的化验员成长为全国闻名的酿酒专家，从个人素质看靠的是什么？”王老脱口而出：“胸怀开阔，承受一切！”八个字，掷地有声。诚如王老所言，功夫是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王老只有高中毕业，入行时对酒一知半解。但当她把酿酒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时候，就废寝忘食地学习微生物学、分析化学、物理学；四十岁以后又开始攻读英语、日语，达到能翻译资料的水平。她属于自学成才的人。

王老尤其注重从实践中学习。她说：“熟能生巧，接触多了，自然会摸出一些规律。”白兰地刚投产的时候酒质不稳定，她亲手搞实验做分析，一干就是两年；新工艺白酒的研制有她在场，二锅头曲型、菌种的改变由她指导，葡萄酒热浸提新工艺项目由她主持。王老是一步一个脚印儿干出来的。

1956年，王秋芳被轻工业部破格任命为工程师，后来又成为高级工程师，是我国少有的白酒、葡萄酒、果露酒“三栖”专家，还是国家级非遗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的第七代传人。

王老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4年被中国酒业协会授予“酿酒行业特殊贡献奖”，2017年被北京酿酒协会授予“北京酒业领军人物奖”。

王老的不平凡在于：蹉跎岁月中不蹉跎，峥嵘岁月中显峥嵘。德高望重、品艺兼优的王老，永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