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深夜，王老走完了她93年的人生历程。

王老的一生丰富多彩。2010年8月，王老在一次聚会上曾总结她一生的三次创业：一是在1949年参与创建了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红星酒厂的前身），后担任了企业的技术厂长；二是在1955年参与创建了北京东郊葡萄酒厂，成为该厂的首任厂长；三是在1992年参与创建了中国酿酒工业协会，担任副秘书长。但王老却多次讲：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我参加过开国大典！可惜，她在国庆七十周年的前夕离开了她所挚爱的祖国。

泪眼婆娑地望着王老的遗容，她的奋斗史又在我脑海中闪现。

一生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

1949年1月31日北平（北京）和平解放，人民政府决定对酒类实行专卖，同时筹建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建厂宗旨是：总结传统酿酒技艺，改变生产落后状况，节约酿酒用粮，尝试机械化生产。对厂址的要求是：考虑酿酒特点，不能离城区太近；为了工作方便，也不能离城区太远。

1949年5月6日，王秋芳和5位男同事各自骑上自行车，驮上半袋子面，从位于宽街北兵马司的专卖公司出发向东疾驶，去寻找建厂的厂址。出了朝阳门顺着坑坑洼洼的碎石铺就的路，来到八王坟路口西南角（如今的现代城），只见荒草丛生，坟茔座座。但这里背靠通惠河，又有几间破房和畜圈可以利用，大伙儿一合计，决定就在这儿建厂了。（后来了解到，这里是原日伪时期的牲畜屠宰场。）

到了晌午，肚子饿得咕咕叫。几个人四处踅摸，从破屋里找来一口铁锅，用碗从河里舀来水放进锅里，又捡些树枝架在锅下面，点上火，把面倒进锅里搅搅，再撒把盐就做成了疙瘩汤，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儿。

王老对这顿“野外餐”念念不忘，她动情地对我讲：“这酿酒征程第一餐，成为几十年来我们艰苦创业的动力！”

实验厂成立不久接到重要通知，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生产出献礼酒。但当时的厂区，半人高的荒草遍地长着，几间平房是仅有的建筑物。一切从零开始，员工们把门板当床、把马棚猪圈改成宿舍，支起柴锅算是食堂。一天三顿窝窝头，个把星期改善一次伙食。工作上没有上下班之说，干到不能动弹为止。一个月休息一天，走到城里推个头、洗个澡。每月的工资就是几十公斤小米儿。

我曾问王老：“当时那么苦那么累，您一点儿都不怕吗？”

王老回答：“当时大家热情都很高，要为新中国建设出点儿力，所以没有喊苦嚷累的。但要说害怕啦、畏难啦一点儿都没有那也是假话。”

“当时最怕的是虫子。因为环境差，虫子特多。有一回，一条蚰蚓爬进一位同事的耳朵里，疼得那个五尺高的汉子直蹦高。我打小就怕虫子，更是格外加着小心。每天睡觉前，我先打着手电，把蚊帐和被褥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搜查一遍，看看有没有虫子。然后钻进帐子里，用针线把蚊帐和褥子缝得严严实实才敢睡觉。等早上起床时，我再把线拆掉。”

“最难的是不方便。过去白酒业有个规矩，女人不准进酒坊。原因呢？一是把女人当作不祥之物，认为女人进来会少出酒；二是酿酒的酒房温度高，工人劳动强度大，出汗特别多，干活儿不穿衣服。后来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块围裙遮羞，有的人也不系。我那时20岁出头儿还没结婚，但作为化验员又必须到酒坊去取样品化验，所以感到特别不方便。每次取样时都犯怵，不好意思，不去又不行。情急之下想了一个招儿，离酒房挺老远，我就扯着嗓子大声吆喝，让里面的一个人穿上衣服出来把酒样交给我。后来，情况就逐渐转变了。”

作为北京白酒业第一位女职工，王秋芳巾帼不让须眉。他和男同事一样起早贪黑、摸爬滚打，挖窖池、装甑锅、育酒曲，终于在1949年9月生产出第一批瓶装红星二锅头酒，作为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献礼酒。

由于完成任务出色，1949年10月1日，王秋芳等三十多名实验厂员工被批准参加开国大典，成为新中国诞生的见证者。

当日凌晨2点，参加大典的员工就起床了，每个人都穿上最好的衣服，带上点儿吃的，向天安门行进。走到东单时看到马路上摆好了待阅的坦克、炮车以及骑兵。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3点，当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日成立了”，大家忘记了渴忘记了累，连蹦带跳，欢呼声响成一片！

王老自豪地说“我们当时站的位置，就在天安门广场的东边，南池子的南口。这是我们付出这么多劳动克服这么多困难后，得来的荣誉和成果。所以，我们感觉非常的光荣非常的激动！参加开国大典，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

一次创业——改造传统白酒生产

建厂初期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将二锅头传统技艺进行科学总结，实现二锅头酒生产的规范化。为此试验厂成立了研究室，由王秋芳负责招聘人员、购置化验设备。工作的内容，就是采集二锅头生产流程的各项基础数据，把酿酒技艺从以技师经验为主转变为科学控制为主，以保证二锅头酒质量的稳定性一致性。

王秋芳同工人技师一起酿酒，从原料粉碎、酒曲制作、粮食蒸煮、入池发酵、酒醅蒸馏、品评勾兑等各个工序，总结传统的眼观、鼻闻、手捏、脚踢等技艺所对应的酒精度、水分含量、入池温度、发酵时间等。每一组数据的完成都要反复取样、化验、对比、分析，王秋芳最终总结出一个规律性的工艺流程方案，起草了《传承北京二锅头的分析方法及产品质量标准草案》，实现了以科学化的生产代替经验型的生产。二锅头生产由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王老也成为传承创新二锅头技艺的一代宗师。

实验厂的另一个实验任务就是用机械化代替手工操作，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王秋芳等人第一个研究试制的是刮板出池机。因为酿酒用的发酵池有两三米深，在蒸酒前，工人得在池子里一锹一锹地把发酵好的酒醅扬到池子上面，不但费力气而且费时间。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们琢磨出的刮板出池机，类似于循环转动的“洗衣板”，伸进发酵池，工人只要把酒醅撩到刮板上就行了，酒醅在刮板上由机械带动就可以从池底翻到池上。实验成功后，工人们高兴地说：“这玩艺儿太好了，不用再靠肩膀子往上扬了，这么多年的难题让你们解决了！”

王秋芳还参与了扬渣机、机械活动甑盖和冷却工序机械化的研制工作，初步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

1952年，第一届全国评酒会在北京举行。王秋芳参加了全部103个参评酒样的理化指标检测和感官品评，在做一个项目实验时硫酸曾溅到她的眼睛里，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幸亏抢救及时未造成失明。她坚持工作不退缩，撰写了《中国名酒分析报告（八大名酒）》，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家级女评酒委员。她又连续参加了第二、三、四届全国评酒会，后来还担任葡萄酒、果露酒品评专家组组长，负责培训和选拔国家级评酒委员，现在已是桃李满天下。

评酒是一门技艺和学问，评酒人员要对参评酒样的“色、香、味、格”四大方面打出分数并写出评语。即用眼睛观察酒的颜色是否透明纯正，用鼻子嗅闻酒的香气是否典型丰满，用嘴品尝酒的味道是否醇厚悠长，最后用大脑综合分析判断出酒的香型、类别、风格、优劣。不夸张地说，评酒是门艺术，不是人人都能干得好的。

为掌握评酒的诀窍，王秋芳年轻时一顿能喝三、五两白酒。有人问：“您一位女士，哪来这么大的酒量？”她笑言：“造酒就要懂酒，懂酒就要爱酒，爱酒就要喝酒。”王秋芳潜心钻研，终于练就了评酒的绝活儿。

1965年至1987年间，王秋芳和北京二锅头酿制技艺第八代传人高景炎等走南闯北，到各郊县酒厂传授技艺。有一个酒厂开发了一款白酒新产品，但总是不理想又找不到毛病，于是请王秋芳来“会诊”。她端起酒杯闻了闻酒，又抿了几口，立马儿说：“发酵池里的窖泥不行，所以这个酒味儿不正香不浓。”有人拿来几块窖泥掰开检查，果然有一股臭味儿。王秋芳说：“这是丁酸味儿太重了。”她又帮着重新制作了窖泥，使新产出来的酒味美香浓。

几瓶颜色、酒度、糖度相同的葡萄酒摆在桌子上，王秋芳一闻一抿，就可以说出它们在酒香、果香方面的细微差别，让在场的人无不赞叹。

像这样的事多了，难怪人们讲：王秋芳评酒一说一个准儿，这功夫神了！

二次创业——酿造国优葡萄酒

1955年，作为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的葡萄酒厂在八王坟北侧（现在的金地国际）兴建，王秋芳参加了筹建小组后又担任厂长，转向研究和生产葡萄酒，开始了她的二次创业。王秋芳和大家日以继夜地干，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使这个项目当年确定当年完工当年投产，并且节约了投资额94万元。

她尝试葡萄酒的技术创新，没有原封照搬传统的酿造方法，而是带领职工查找资料，做冷处理实验，改进工艺，稳定酒质。面对“瞎胡闹”的嘲笑和指责，王秋芳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9年，王秋芳参与改进的中国红葡萄酒做为迎接新中国诞生十周年的献礼酒，在市场上一鸣惊人并被选做国宴用酒，其后又连续三次荣获国家金奖，成为我国甜型葡萄酒的旗帜产品。她领军研制的特制白兰地也荣膺“中国名酒”称号，她带头开发的灵芝补酒广受欢迎。

正当王秋芳意气风发大有作为的时候，“文革”的狂风暴雨从天而降。王秋芳作为一厂之长自然成了“走资派”，弯腰低头、挨批挨斗、检讨反省。她“靠边站”后，先是扫马路扫厕所，因为马路扫得清洁厕所扫得干净，被认为态度端正而改派到车间劳动改造。

因“莫须有”的问题，王秋芳从功臣变为了罪人。她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道：“受这么大的冲击和挫折，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次。我当时最害怕上大夜班，因为人爱犯困。特别是夜间在工房一个人向大罐内打酒的时候，需要跑上跑下照看几个大罐，一旦跑了酒就是政治问题，那可得吃不了兜着走，所以精神高度紧张。”

“我虽然特别痛苦也特别迷茫，可是没有破罐破摔，酿造美酒的理想又一次支撑了我。”

在6年零4个月的下放劳动中，王秋芳处处留心，时时在意，一点一滴地把工艺操作摸了个透。她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车间工人编写出了《高档酒配方算法》和《普通酒勾调计算公式》，彰显出“身处逆境仍痴心不改”的坚毅品格。

王秋芳忍辱负重，在困境中增长了才干。所以，由她主编的50万字的《葡萄酒生产与工艺》成为行业统编教材。读过此书的很多人都说：“这本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会做酒的人照着书也能做酒了。”

1984年，王秋芳受轻工部的委派带队考察罗马尼亚的葡萄酒生产。让他们感触最深的是：生产红葡萄酒国内用的是水泥池发酵，而罗马尼亚用的是旋转发酵罐，其质量好效益高且节省劳动力。他们当即决定：学习先进，引入国内。所以，非常留意地画了一些草图。

回国后，王秋芳等人在北京西郊葡萄酒厂做实验，他们自己设计制造了一个旋转发酵罐，在葡萄季节进行投料试产。为现场观察实验情况，不分昼夜，每隔4个小时就需要取样分析，看投料的质量变化情况，并与水泥池发酵的酒质量进行对比。不巧，做实验时她的痔疮发作了，但王秋芳忍着疼痛，顶风冒雨爬上爬下。令她欣慰的是，实验成功了，该项目获得了轻工部新产品奖和北京市科研奖。

三次创业——参与组建中国酒业协会

1992年，王秋芳已是66岁高龄，本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她却接受轻工部的邀请参与组建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开始了她的第三次创业。她风尘仆仆先后参加了在青岛、亳州和泰安分别召开的协会筹备会、预备会和成立大会，并担任了协会副秘书长。

1993年，王秋芳又东奔西走协调各方，组建了中酒协葡萄酒分会（任名誉会长）和果露酒专业委员会（任主任）。

她组织制定果露酒国家标准，填补技术空白，对推动我国果露酒、保健酒的健康发展发挥了引领作用。

她每年召开果露酒行业年会，评比产品质量，研讨品评技巧，考核评委论文。这样的会议王老主持召开了13次，许多老评委激动地讲：“我们当初的活动真好！王老师特别重视育人，帮助大家提高业务能力。”

其实，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王老就是华北五省市白酒技术协作组的秘书长，组织企业进行技术交流。1984年，轻工部开展酒类质量大赛，王老作为果露酒评比的牵头人，要求各评委做到：认真负责，公平公正。其后，她又组织大家到各企业学习培训取长补短。她一直强调：“我们要有开放的胸怀和大局观，行业好了企业才可能好！”

王老以身作则，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她深入工厂、车间、化验室调查研究指导工作。王老说：“除了西藏，其他的省市我都走到了。”

王老曾满怀激情地说：“风风雨雨几十年，我始终没有离开过酒行业。酿出让老百姓喜欢喝又买得起的好酒是我一生的追求和理想，甚至连做梦都跟酒有关系。”三次创业为圆一个梦，这就是王老一生的写照。

我曾问王老：“您从一个普通的化验员成长为全国闻名的酿酒专家，从个人素质看靠的是什么？”

王老脱口而出：“胸怀开阔，承受一切！”八个字，掷地有声。她又解释说：“一个人特别是女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总会有许多难事、烦事、伤心事，但选择的理想不能轻易放弃，认定的目标一定要坚持到底。碰到困难时要顶住，遭到挫折时要挺住，受到误解时要承受得住。‘两耳不闻闲杂事，一心只想酿好酒’就是我的座右铭。”

诚如王老所言，功夫是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王老只有高中毕业，入行时对酒一知半解。但当她把酿酒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时候，就废寝忘食地学习微生物学、分析化学、物理学；四十岁以后又开始攻读英语、日语，达到能翻译资料的水平。她属于自学成才的人。

王老的成功也来源于专一专注的志向，她说：“我一生都在和酿酒打交道。”

王老尤其注重从实践中学习。她说：“熟能生巧。接触多了，自然会摸出一些规律。”白兰地刚投产的时候酒质不稳定，她亲手搞实验做分析，一干就是两年；新工艺白酒的研制有她在场，二锅头曲型、菌种的改变由她指导；葡萄酒热浸提新工艺项目由她主持。王老是一步一个脚印儿干出来的。

1956年，王秋芳被轻工业部破格任命为工程师，后来又成为高级工程师，是我国少有的白酒、葡萄酒、果露酒“三栖”专家，还是国家级非遗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的第七代传人。

她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4年被中国酒业协会授予“酿酒行业特殊贡献奖”，2017年被北京酿酒协会授予“北京酒业领军人物奖”。

王老的不凡在于：蹉跎岁月中不蹉跎，峥嵘岁月中显峥嵘。

德高望重、品艺兼优的王老，永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