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的商业在历史上，大多时候展现出的是有“商”无“帮”的面目。如要冀望“豫商”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或沉淀出一种文化心理或精神，不在于一味地倡导并强化“商帮”组织，关键在于如何建立强化“豫商”的合作机制、交流平台。

　　豫商有“商”无“帮”

　　文•本刊记者 方 格

　　一

　　中原文化的特点是“源头”、“古老”和“包容”，同样说起中原商业文化，历史久远，包容性强，交流面广，亦是其显著特色。

　　我常会想象历史上的这些场景：王亥，赶着牛车，鬻粥卖浆之中，那长长的叫卖声展现出中原人的淳朴和勤劳。范蠡，远离庙堂，携西子之手游荡江湖，一个“商”字，写不尽中原人的浪漫与风流。大宋南迁，万千巨贾的身影从清明上河园的浩瀚长卷中消失，中原财富催生了江南9个世纪的繁荣。康家兴衰，其中蕴含着12代人穿越历史的欢笑和悲歌，直教中原大地经受数百年的风雨激荡……他们所留下的财富基因，皆深深融进了中国商业文明的血液。

　　哺育，是一种源流。时至如今，当我们审视浙商、闽商、晋商等商人群体，仍能发现中原文化的一些印记。不过，自宋以降，这种交流与传承开始缺失，而且与以上商人群体有“商”亦有“帮”的情形略显不同，中原地区的商业在相对封闭的农耕文化生态中，大多时候展现出是有“商”无“帮”的面目。

　　这一切，的确源于我们传统的文明形态。沿海地区，人多地少，人们只有通过外出捕鱼、经商，以协作体的方式互帮互衬，才能生存发展。而在中原地区，分散的农耕生产方式、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将人们束缚在土地上，难以出现以合作和契约为基础的大型商业组织。

　　典型的商业组织也有，比如各地历史遗留下来的会馆，它们成为历史上商人群体“在场”的明证。可惜岁月漫漶，他们的声音是那样微弱，身影是那样孤单，无法在民间留下一个不间断的精神传统，更无法在专制体制下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

　　再比如康百万，其纵横明、清、民国历经十二代而不衰，却始终是一个“孤体”，无法带动整个中原出现蔚为壮观的商人整体，且其经营体系仍以土地、农户为核心，没有启发性地推动河南产生类似于山西的钱庄、票号那样的以经营信用为标志的商业形态，也没孕育出太多类似于江浙纺织这样整合各种生产要素的大型工业组织。

　　到了近代，中原地区战乱、天灾频仍，商人群体在此都如匆匆过客，现代工商业文明虽多有萌芽，但皆如星星之火，始终不能燎原。而这，最终导致河南在中国近代以来缺乏商业发展的整体原动力，并落后于沿海等发达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契约精神和信用体系就始终成不了气候。

　　二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浙商、闽商等中国商帮的兴起或复兴，成为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一大文化景观。值得注意的是，“圈子文化”“关系营销”“地缘经济”开始大行其道，在市场经济的契约、信用制度还未完全建立起来，这样或那样的“商帮”成为企业家确定自身身份、获得经营资源、对外开展交流与合作的最重要平台之一。

　　这方面的典型当数浙商。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温州、台州等地的商人不仅纵横国内，还漂洋过海，寻找一切创富机会。市场竞争的剧烈程度、对官方资源的难以依赖、个体经济的弱小，让他们明白只有抱起团来，才能共赢天下。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群体创造出了各种商业模式、信用工具、企业形态，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全世界。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近几年“豫商”开始在主流话语系统及实际操作层面，逐步走向“振兴”。但有意思的现象是，走出去的河南商人比较认同这个“身份”，但是在省内扎根的企业家的态度，则大多暧昧不清。长期依赖资源的生产方式、取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丝丝入扣又极为复杂的政商人脉，让他们以“占地为王”为乐，他们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在啤酒、汽车、速冻、肉制品等行业，发生了太多“内部竞争”，而不是“对外协作”的故事。经济危机来临，像起重机械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面粉加工等行业开始谋求结盟，但往往“号令”发出之时，也是同盟解散之际，导致诸多协会、商会形同虚设。

　　“豫商”，作为一种文化、地缘身份的认同，未尝不可，但冀望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沉淀一种文化心理或精神，确属空中楼阁。前几年，一些官办或民办的豫商组织希求通过“豫商”这一概念呼风唤雨，甚至从中渔利，但热潮过去，人们发现这一缺乏文化积淀的“传统”其实充斥着太多的华而不实。

　　当然，如果真要使“豫商”形成“帮”，那么首先就要重塑其内在的精神指向和价值系统。一个个由“只取利”“不讲义”的商人构成的组织，只能是一个草台班子，他们玷污了“商帮”的名声。

　　三

　　“豫商”作为一个商帮，我们还不能说其前景是否美妙。因为既然要成为一个“帮”，那么就要讲求“圈子”“关系”“地缘”，甚至“血缘”，但是从大的角度讲，这明显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精神背道而驰，因为市场经济最终消解的就是“圈子”“关系”“地缘”，也就是熟人社会，只要有“契约”“诚信”，再陌生的人，也能成为合作伙伴。西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极为深刻地印证了这一点。

　　这样说来，“商帮”早晚还是要消失的，它仅仅代表中国各个区域的人们，面对强大的政治势力（如明清时期）和纷繁的市场经济（如当代中国），所作出的一种保护性反应。中原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商帮，历史上如此，今后也难以组建。因为在这个“四通八达”的区域，商业文化的快速交流和商业思维的广泛包容，使得中原商人的整体性格和人文素质处于快速提升过程中，圈子性的“商帮”概念只能限制他们的发展，而不是积极地促进。

　　据说山西商人很少称自己为“晋商”，因为他们大多依靠矿藏资源发家致富，没能像先祖一样，“走西口”“闯关东”，把金融性的商业帝国建立在全中国的版图之上。这种现象，也被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所关注，在近期的“新晋商、新形象、新境界”的民企座谈会上，他指出：“山西煤老板是历史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将淡出历史舞台，我们要呼唤‘诚信晋商、知识晋商、开放晋商’的不断涌现。”

　　与其相比，目前仍处于“商人”经营层次的“豫商”，真的走得更超前一步吗？它还有多少内在的价值观、人文性格、文化素质以及对内对外的协作范式需要构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真正的“豫商”是什么？

　　打造新“豫商”精神，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思想自觉，但过度倡导并强化“商帮”组织，而不建立“豫商”的合作机制、交流平台，那么就只能让自身走向促狭（目前，在一些地方，假借“行会”“商会”等的名义谋求小团体私利的事实，正在无情削弱“商帮”的形象和公信力）。不能不说，在目前这个阶段，“商帮”以文化意义出现，比其作为一个相对封闭和排外的有形组织、天然存在利益诉求的小群体，而更能推动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绝非危言耸听。我们的“商帮”，确需扬长避短，确需重新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