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住在城里，却生长在出产好酒的地方，父亲和叔父时常在家做几坛自用的酒，但我始终弄不懂酒到底是怎么做的，只知道要用的大概是大米、糯米、山兰米等等。做酒的方法与器具似乎都很简单，只有煮的时候手法极不容易，非有经验的行家不可。平常做酒的人家大都聘请一个人来，俗称“酒头工”，以自己不能喝酒者为最上，叫他专管鉴定煮酒的时节。我有一个婶娘，大家叫她作“煮酒婆”，她煮酒手法非常好，每月帮人家做酒，她喜说玩活，打纸牌，但是不大喝酒（山里的人嗢一两碗是不算能喝），所以人缘很好，时常被请到各村去。据她说做酒其实并不难，只须走到坛边打开一看，看到上面均匀的起泡声音切切察察，好像是螃蟹吐沫（我们土话叫“端封拓”）的样子，便拿来煮就是了；早一点酒还未成，迟一点酒变酸了。还有煮酒还要掌握火候，什么时候换水，注意查看锅里酒糟的沸点以及如何品酒等等。但是具体怎么听、看、品，别人仍不知道，只有做熟的人才能断定。正如猎人一进山就知道哪里有猎物一样。
    　
　　城里人饮酒多用酒盅，以示其斯文，实在是不对旳。正确的喝法是用酒碗。碗浅而大，旁边画有大公鸡，碗口有八棱，也叫“八角碗”。平常是两碗，喜庆节假日四五碗不算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酒钱不贵，只三到四角钱一斤，但很难买到，也没有得卖，平常都是这家酿酒那家来借，借酒是以瓶来量的，借一瓶还一瓶。也有借一瓶还两瓶的，这要看双方平日里的关系。借的酒多数为白米酒，用玉米、小麦、番薯、芭蕉、高梁酿的酒是不借的。家乡人把这种米酒叫做“坡”，是用“坡光米”（一种旱稻）来发酵若干坛，按次第埋在芭蕉头下，三年以上时间才堀取，一般都不售，逢到“红白”事时才取出来饮。我只在外公家里喝过一回这样的好酒，至今还不曾忘记，据我所知，没有多少人家能发酵这种酒了。
    　
　　我在酒乡长大，好像一定是个与酒结下不解之缘的酒徒了，其实却大不然。自从那年患病后，医生叫我以酒代药，定量“国公酒”每餐一两，“冯了性”与米酒倍之，十年了酒量没有一点进步，到现在还是只要喝二三两白酒，便立刻变成关夫子。现在朋友聚会或者接待远方好友仍很少叫上我，有的朋友开玩笑说，叫上一百个我来也没用。因为长期喝酒，我对各式各样的酒也有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老白干未免过凶了一点，法国的白兰地我颇喜欢，只是仿佛新酒摸样，味道不很静定。葡萄酒与花雕酒都很可口，但我以为最好的还是XO。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文章来源华夏酒报这个我恐怕有点说不明白。有人说，酒的乐趣在醉后陶然的境界，但我不很了解这个境界到底是如何的，因为自饮酒以来我似乎从没有陶然过，我的醉大都只是身体的，而不是精神的陶醉。
　　
　　现在有些年轻人借酒壮胆，酗酒闹事，闹出人命，反而把杜康怪罪下来，酒是不能犯法的，只有不会喝酒却乱喝酒的人失去了理智才会犯法。
　　
　　而今，环境祥和，生活富裕，酒越喝越有意思，只要有酒量，能喝多少喝多少吧，节制些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