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年夏天带儿子回老家，正好遇到我初中时的一位同学在街上叫卖西瓜。
    　
　　他虽然大声吆喝着：“买西瓜了，西瓜便宜了，六毛钱一斤！”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一个个端着麦子或是玉米走出来的乡亲，他们至今还保留着用粮食换东西的传统。
　　
　　和同学打过招呼，由于多年没见了，我便问他种西瓜的收入还可以吧？同学说，要是全部能换出去，还凑合，要是按现在的价格卖出去的话，就和种庄稼没多大差别了。
    　
　　儿子对此很不解，把西瓜直接卖钱多好，还省事。我说：“在咱这里，家家都有的是粮食，家里缺了什么，都爱拿粮食去换。在我小时候，还经常给你爷爷换酒呢？”
    　
　　听了我的话，儿子把目光转向奶奶，似乎想求证这事情的真伪。
    　
　　这时奶奶对他说：“你爸爸说的是真的，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经常给你爷爷去换酒喝。”
    　
　　说起这换酒的事，我的印象是太深刻了。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还没有乡镇这个说法，县下面的一级政府叫人民公社。
    　
　　我家李楼村离公社驻地马村有四里多路，可不知怎的，我们公社却没有换酒的，想换酒需要到八里之外的张楼去。
    　
　　由于我在这家里最小，干不了什么活，于是换酒的任务便落到了我的肩上。
    　
　　先是哥哥带我去了一回，让我认识了一下路，第二次便是我独立执行任务。当时母亲问我自己去能行吗？我信心满满地说，没事，我上次去时一点也没感到累。
    　
　　那时换酒通常是用地瓜干，母亲把地瓜干称好装进一个口袋里，不多不少十二斤整，加上口袋也就是十三斤多点。当时的行情是，三斤地瓜干，再加一毛钱换一斤酒。我家有个装三斤酒的肚芦子，再加上一个玻璃瓶子，正好能装四斤酒，这样什么都是正合适。
    　
　　然而，我却忘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我跟着哥哥去张楼的时候，哥哥根本就没让我扛地瓜干，就是回来时，也只让我拿着那个玻璃瓶。
    　
　　我扛着瓜干，提着肚芦子出村没有多远，就感到它们的重量变得越来越重，也正是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了远路无轻载的道理。幸好我一直在想，等回来时就轻省了，等回来时就轻省了，这才激励我一步步迈向八里外的张楼。
    　
　　那时到处都是公家的生意，还没有欺生诈疏这个说法，母亲称的也足斤足两的没什么差错，换酒的过程十分顺利。带着换好的酒，我又拿着母亲特意多给的两毛钱，到饭店里买了两个羊肉馅包子。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的大额消费。
    　
　　在我往回走时，却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乐观。我一手提着三斤多重的肚芦子，一手提着那装满酒的瓶子，包在荷叶里的包子就挂在胸前，热热的，不时地散发出诱人的香味。那是母亲对我的奖赏，说好是让我吃的，可我偷偷地拿出来看了好几次，却总也不忍把它吃掉。
    　
　　走着走着，那沉甸甸的酒，抻得两只胳膊有点发麻，似乎比去时的地瓜干还重。
    　
　　父亲常对我说，人要是累了，喝点酒就好了。那时我文章来源华夏酒报真想打开肚芦子喝上一气，能提神不说，还可以减轻重量。我的眼前，甚至出现了父亲端起酒杯，浅浅地抿上一口小酒的惬意模样。
    　
　　在离家还有二里多路的时候，我在一个小桥上，终于忍不住把肚芦子打开，但只是闻了一下，就把我呛得咳嗽了许久。我想，自己还小，还没有父亲那种不怕辣的本事，这才使我静下心来。
    　
　　回到家里，全家人着实地把我表扬了一回，说我懂事，能自己去给父亲换酒了，我也如凯旋的将军，硬撑着说去换酒不累。只不过我还是体会到，要是能有个东西把酒挑回来，一定会轻省得多。于是，此后我每次换酒都要带个棍子。
    　
　　随着一次次在家与张楼之间的往返，我也慢慢地长大了，那十二三斤重的东西，还有那四斤重的白酒，当然也就不在我的话下。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七毛钱相当于大人在生产队干七天活，那换来的酒，由于少转了几次手，也比村里代销店里的酒纯得多。
    　
　　有次侄儿说我怎么这么大的酒量，嫂子故意调笑说：“你叔小时候给你爷爷换酒时，偷偷喝你爷爷的酒练的。”
    　
　　在村里更有传说，我去给父亲换酒时，走一会就喝一口，没想到还没到家就把一肚芦子酒给喝干了，最后没法，只好在路边的水渠里，灌了些渠水糊弄父亲，回家就被揍一顿。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喝了三斤酒什么事都没有。
    　
　　人们演绎归演绎，但换酒的经历，却永远地烙印在了我的灵魂里。那羊肉包子迷人的香味，也成了我对故乡特有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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