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令是中国人在饮酒时一种特有的助兴方式,在全国各地有不同的演变方式。如今在一些农村的酒席上,我们仍能看到猜拳行令,但吆喝的多是一些“两家好,四季发”之类的滥调陈词,罕见高雅的词调。
自古文人墨客多爱酒,按理说,文人们喝酒雅聚,他们的行酒令一定光彩夺目了吧。可是,古代文人虽然在诗词创作上有些成就,他们即兴创作的行酒令,仍然距“雅致”甚远。
据史料记载,中国的酒令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战乱年代,人命危浅,只有统治阶级的贵族才有闲钱,还有闲心,于是喜欢作长夜之饮。
自古喝酒为作乐,对于贵族们来说,喝酒作乐才是正事。即是正事又怎能没有规矩呢?于是监酒人的角色就被大家推举出来。酒事被美其名为“觞政”,可不简单,赏罚也格外分明。
“觞政”就是我们现代的宴会。为了在宴会上显示自己是喝酒的豪杰,对于那些使诈逃酒的,都要在宴会上加以处罚。因为喝酒本是为作乐的,这里的处罚当然还是用酒了。有些不胜酒力者,就动脑子用行酒令来斗酒,谁输了谁喝。这样一来,要想在宴会上出风头,光会喝酒还不行,还得掌握一些行酒令的技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巧。这便是行酒令的由来。
在贵族们的酒宴上,喝酒作乐稍不小心便会丧命。据说西汉齐悼惠王的次子刘章就爱喝酒。有一次刘章去参加宫庭宴会,当酒喝到一半的时候,他对吕后说:“我出身于将门,请准许我按军法监酒。”
吕后也喝高兴了,没有多想就答应了他。在酒宴还没有结束时,刘章发现吕后的一个亲戚中途退席打算溜之大吉。刘章认为他很不给自己面子,借着酒兴,他赶去一剑把他劈了。因事前已允许刘章按军法监酒,吕后便不好怪罪他。
酒行令本为助人酒兴,让人快乐,若有人像刘章那样提着宝剑跟你喝酒,谁还有喝酒的心情呢?汉代以后,酒令离军法越来越远,离文法越来越近。
文人制酒令,特别有趣。有一天,欧阳修邀请文友们喝酒,酒至半酣,欧阳修提议行酒令。他规定,行酒令的规则是作两句诗,两句诗中必须要触犯刑律,越厉害越好。
第一人说:“持刀哄寡妇,下海劫商人”。 欧阳修觉得还行,够狠的,若被官厅捉拿,少不了要在牢里蹲上三年五载。
第二人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这比第一个更是变本加厉了,杀人放火这样的重罪,就得判死刑了。
当轮到欧阳修时,他则不慌不忙地说:“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诗句一出,其他文友就置疑了,这怎么能算犯罪呢?应该罚酒。
欧阳修微微一笑,说:“酒能乱性,我都醉成不成形了,试问还有什么事是我不敢做的?”此话一出,众人自叹不如。
像这种类似风趣的行酒令实在不胜枚举。几个秀才聚饮,酒至半酣,秀才们一改往日读书人的文弱,言明约定酒令中必须包含盗窃的行状,而且要对仗整饬。
A秀才说“发冢”可对“窝家”。其他秀才觉得不错,因为盗墓与窝赃确实是一路货色。
B秀才说“白昼抢夺”可对“昏夜私奔”。其他秀才认为对得不工整,要罚B秀才喝酒。
B秀才笑着解释说:“私奔不就是偷情吗?”其他秀才一想,也对呀,于是让他过关。
C秀才说“打地洞”可对“开天窗”。还没等其他秀才表态,他就自顾自地解释说:“如今的贪官不顾天下百姓死活,想方设法搜刮民财,他们的行径被百姓们比喻为‘开天窗’,他们要比‘打地洞’的小偷小摸者可恶一百倍啊!”
秀才们借助行酒令抒发心中的恶气,感觉无限快哉。
当然,行酒令自然是为了喝酒作乐,自然免不了要弄出笑话。万历年间,袁宏道在吴国任县令,这位袁宏道为官清廉,名满天下,常有人去拜访他。
袁宏道有一位好友叫孝廉,是江西人。孝廉与袁宏道是同年进士,交情不浅。既然是好朋友的兄长远道来访,袁宏道就在游船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款待。
在设宴之前,袁宏道还特地招来了长邑县令江盈科作陪。三人把酒临江,自然是意气洋洋。
好友喝酒,没有酒令怎会尽兴呢?既然客人开口,袁宏道说,好啊。他说:“我们今天来点特别的,这酒令讲一件实物,要暗含亲戚的称谓,还得挂上官衔。”
袁宏道提了行酒令的要求,他刚好看到了船头有二只水桶,于是略一思忖,说:“此水桶,非水桶,乃是木员外的箍箍(哥哥)。”
在当地方言里“箍”与“哥”字谐音,袁宏道的酒令中,“员外”则是官衔。而孝廉正好有一位亲弟弟是员外。明摆着,袁宏道巧借水桶调侃他一把。
袁宏道的酒令一出,孝廉也不示弱,他看见船夫手中拿着苕帚,顿时触发灵感,他说:“此苕帚,非苕帚,乃是竹编修的扫扫(嫂嫂)。”
当时,袁宏道的哥哥袁宗道和弟弟袁中道正任职翰林院编修,因此孝廉的调侃也当胸揪了个正准,恰到好处。
三人中要算江盈科文才略差,他苦思冥想后,忽见岸上有人正在捆束稻草,他说:“此稻草,非稻草,乃是柴把总的束束(叔叔)。”
江盈科自己虽然只在衙门里当差,但他有个族侄正在军中当把总,按辈份讲自然要叫他叔叔了。三位好友借酒令卖弄自己的文才,增添了喝酒的乐趣,虽然有点可笑,倒也妙趣横生。
酒令只是为喝酒作乐的即兴之作,也是文人黑客的雕虫小技,也许是喝酒助兴难登大雅之堂的缘故,致使一些绝妙的酒令疏于记载,这也算是中国酒文化的美中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