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名人，大多嗜酒。李白是不是我国古今饮酒名气最大的人，不敢妄言。但李白诗名赫赫，据说酒后写诗有如神助。诗人郑谷说他“高吟大醉三千首”，杜甫也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李白自己的诗，也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酒味。看来，在李白，酒是诗的酵母，诗是酒的产儿，酒也汪洋恣肆，诗也恣肆汪洋，诗因酒好，酒以诗传，饮酒之于李白，才是不折不扣、至高无上的酒文化。

汪伦请李白，得诱以“万家酒店”;善酿老春的纪叟辞世，李白便哭：“夜台无李白，沽酒于何人?”在陪李晔及贾舍人游洞庭时，又突发奇想：“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看看，为了这杯水，不惜跑断两条腿，恐怕只有李白做得出呢!

李白自视甚高，渴望用世。本来嘛，这等才学不派上用场，让他如何甘心?正像火山内部积蓄了高能量岩浆必当爆发喷涌，李白也必当释放出他的高智能之后方可心无波澜。几番公关，左顾右盼，好歹总算受诏入京了，看他那“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神态是何等狂傲!从此便可“荣名在麟阁”，以辅政建功了。然而，这个生杀予夺的皇上，那些奸诈百出的权臣是轻易得罪得起的么?可是李白不管这些，几斗老酒落肚，便：“戏万乘若僚友，视涛列如草芥”。然而傲视王侯也好，勇于抗争也罢，不争的事实却是不出两年便被放还。于是又气得捶胸顿足，恨不得“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其实这是必然的结局，正应了“古来材大难为用”的谶语，只好又回头哀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一边待着去“愁来饮酒二千石”，“举杯销愁愁更愁”了。既知酒添愁肠，不喝便罢了。可越喝越上劲，还“但愿长醉不愿醒”，纵然是“谪仙”，但毕竟被谪下来了，惹得“襄阳小儿齐拍手”，还依旧“笑杀山公醉似泥”。喝就喝，醉就醉吧，还嫌不过瘾。“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如此死活不顾，咬牙切齿，发誓赌咒，不知和谁较劲使气。

酒与李白有着不解之缘，成了他的人生道具。李白是“谪仙”，他的酒也就沾了仙气，喝得那么不同凡响，又出诗歌又出人格，“天子呼来不上船”，是蔑视权贵;“将进酒，杯莫停”，是豪放;“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是无奈，是自毁，也是解脱。所以不管喝到哪步田地，一路锦上添花，借酒抒情，“嗜酒得天真”。

晋代刘伶著有《酒德颂》，把酒推崇备至，自称“唯酒是务，焉知其余”。他纵酒无度，乘车外出时，都要携带一坛酒，且饮且行，更为奇者，车后还有仆人荷锄相随，因为他吩咐过，若他饮酒致死，即可埋掉。以致后来因酒致病，垂危中仍央求服侍他的女人给他一点酒“解渴”。

唐代的贺知章，曾以身佩之金龟换酒，与李白畅饮;至于晋时的阮遥集，以帽上的装饰物“金貂”易酒，急不可待，“饮如长鲸吸百川”般地将酒喝下。北宋李元忠在未发迹之时，家中穷极，曾将仅有的两床褥子拿去换酒;三国时的孙济屡欠店家酒钱，曾打算以身穿的棉袍还债而并不罢饮。

清朝爱新觉罗家族中的敦敏、敦诚两兄弟，自是乾隆盛世的才子能人。他们分别担任过锦州和山海关的税务官，但到了后来，或家道贫落，或罢职降官，郁郁不舒，亦常以酒为伴。他们与曹雪芹交往甚笃，常同酣共饮。敦敏在《赠芹圃》一诗中，曾写曹雪芹“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的窘困生活。敦诚的《佩刀质酒歌》更是动人，为了与曹雪芹共同打发凄风苦雨之晨，索性解下新磨的佩刀，拿去换酒，权与友人共醉。

在古代名人的诗文中，写酒时并非都是劝豪饮而抒胸臆。更有先前嗜酒者，在认识到过量饮酒对身体的危害后写出“戒酒”作品。

苏轼才华横溢，“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徘徊”，足以说明他曾与酒过从甚密。

他的戒酒，是在谪调广东惠州后，那时，他痔疾复发，诸医束手而百药无效。在听信友人戒酒的劝告后，每日以素食、茯苓粥、黑芝麻为餐。清茶淡饭使之痔疾不药而愈并精神倍增。

到后来再贬海南儋县，其弟苏辙赶到雷州置酒席为之饯行时，他婉言谢绝同胞的厚意，以“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的诗句，表明戒酒的决心。

辛弃疾亦是嗜酒之人。然而，在他晚年，一首《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的词，一反其“激昂排宕”的基调，成了人情味极浓的劝世文。他填此词，责已悔过，寓意劝人，确有相当毅力，用心良苦。

“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元人方回就诗人与美酒的关系有一番妙论，他指出：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奇观，就是“诗与酒常并言，未有诗人而不爱酒者也;虽不能饮者，其诗亦未尝无酒焉。”(《瀛奎律髓痛序》)诗人何以爱酒?解者各不相同。

依我看来，倒是被林语堂称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的苏东坡深谙个中三昧，他在《洞庭春色(酒名)》一诗中颇形象地把酒喻称为“钓诗钩”和“扫愁帚”。原来，文人喝酒不止是激发创作灵感，也为的是在暂时的超脱中忘忧解愁。

就人物身份而言，喝酒似乎是有级别之分。

小说名家汪曾褀观察过，北京人喝酒，大致可划分如时几个档次：喝一毛三的是一个层次，喝二锅头的一个层次，喝红粮大曲、衡水老白干的又是一个层次，至于喝八大名酒的则是高层次，还有专喝茅台的是最高层次。这位老作家说的是70年代中后期的行情，如今早已时过境迁。

以临场状态而论，喝酒者的席上表演亦有阶段之别。

王蒙在《我的喝酒》一文中写道：“文革”时期，“一些作家朋友最喜欢谈论的是饮酒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饮者像猴子，变得活泼、殷勤、好动。第二阶段像孔雀，饮者得意洋洋，开始炫耀吹嘘。第三阶段像老虎，饮者怒吼长啸、气势磅礴。第四阶段是猪。据说这个说法来自非洲，真是维妙维肖!”

为何爱此话题呢?就因关牛棚受迫害如老鼠般生活的作家们多么渴望借酒变猴变虎，一泄心中怨愤，“哪怕最后烂醉如泥，成为一头猪啊!”

在新加坡女作家尤今眼中，酒里又深寓着人世间的交友之道。有一年春节，她在为某报撰写的《酒与人》文中，开篇即云：“友情如酒。”在她看来，“君子之交，像米酒”，“小人之交，像椰花酒”，葡萄酒如友谊远长久的知己，水果酒似嘴甜心不诚的泛泛之交。可憾又可恼的是，生活中“常常有人错误地把椰花酒当成葡萄酒，狂喝之后，徒呼负负”。更有人刻意“以甲瓶装乙酒”，他人不慎喝下而被劣酒伤身，为时已晚。

鉴于此，女作家词恳切地告诫道：“举杯前，该圆睁双目，认清商标;轻啜时，该提高警觉，细辨酒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