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华夏酒报》联合老酒收藏大咖在新华云直播平台启动老酒博物馆线上游，迎接八方游客。在中国老酒第一人曾宇老师带领我们云游曾品堂老酒博物馆的过程中，曾老师温文儒雅地介绍起民国时期的四大酒类：露酒、黄酒、药酒和白酒。尤其是黄酒和露酒在当时占据了市场主体，着实让我们受益匪浅。

民国风云，黄酒主流

民国时期，中国的酒种以黄酒、白酒、露酒、药酒等为主，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江苏、浙江、广东。这种名酒分布格局基本延续了清代名酒中心的地位，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江浙地区就类似我们今天的川贵地区，是中国酒业的核心区域。

彼时，高粱被普遍认为是酿酒的上佳选择，由于酿酒粮食与食用粮食没有太大冲突，政府逐渐放宽限制，开始鼓励和支持酿酒行业的发展。

此时中国白酒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南北分支：白酒产量北多南少、东多西少。北方因为冬季寒冷等因素流行高粱、地瓜干（薯干）等酿制的高度烧酒，南方则流行稻谷酿制的地产黄酒。

从民国时期国内酒坊参加的国内外各类博览会上获奖的名单来看，白酒的获奖数量占比不足所有获奖酒总数的20%。整个民国时期有关白酒的主流观点是白酒耗费粮食，因此在酿酒的原料选择上，通常选择高粱、谷子等杂粮。白酒的品名除了汾酒、回沙茅酒、白燃酒还具有一定的识别性以外，其他的统一以烧酒、高粱烧、白酒、糟烧等冠名。

相比白酒名称的单一简陋，非白酒酒种的种类和名称则是异彩纷呈，如白玫瑰酒、甘露酒、紫美霞酒、济美露酒、竹丝汁酒、金波酒、卫生蜜酒、豆蔻露酒、荔枝酒、葵花酒、首乌元参半夏野白术天门冬五加皮酒、舒气佛手酒、虎骨木瓜酒、铁精牛肉酒、百岁酒、碧绿酒等。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的100余种酒中，这些黄酒、露酒和药酒品类名称各异。因此，民国时期最流行的酒类莫过于黄酒、露酒和洋酒（白兰地、威士忌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国之前，许多烧酒作坊不太重视瓶器瓶型。如茅台酒，在清代使用的酒瓶体积大、质量差且携带极不方便。到了民国时期，尤其是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之后，为了适应外运外销需要，才试制了一种圆柱形小口短颈的黄色陶制酒瓶，而这种酒瓶则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茅台酒厂成立。

红色情怀，茅台为先

还记得非常热门的电视剧《亮剑》中出现的喝酒镜头，比如李云龙一高兴“赏给”张大彪的一口地瓜干酒，比如李云龙瞥见政委赵刚炕头的一瓶玻璃瓶烧酒等让人眼前一亮。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老革命家们与酒的缘分匪浅，也因此发生了许多的趣事，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贵州茅台。1935年6月，饥寒交迫、伤痕累累的红军队伍来到了仁怀茅台渡口，当地居民热情地拿出茅台酒给战士们解乏、治伤。

据邓颖超回忆：“红军长征，一路封锁，缺医少药，死伤很多。路经茅台，周总理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来喝茅台酒，而是利用茅台酒疗伤。于是，所有茅台酒都用来代替红药水、紫药水给士兵擦伤口……”对此，坊间流传着很多说法。

在这里，笔者想以三个真实的故事对红军战士“在酒窖里洗脚”的公案进行释疑：

首先，缘起“千杯不醉”的开国将军熊伯涛，他把自己第一次享用茅台酒的经历写了一篇文章，成就新中国成立后“茅台酒”的正式名字。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还被1937年的巴黎《救国时报》转载过，后被红军正史《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收录。

其次，《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这篇文章中披露了“美酒洗脚”细节。在茅台镇驻扎那几天，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陈士渠接到架设茅台桥的任务，看到战士们脚都磨破了，很多人还发炎溃烂，就整了半脚盆烧酒，让战士们轮流泡泡，在缺少医药的情况下起到了很好的消炎止痛效果。然后很快完成架桥任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长征路过茅台镇时喝了当地的酒，红军的疲劳全消失了。周恩来同志问我们知道是什么酒吗？他就说了是国际得奖的烧酒。”

1995年，红三军团新编第五师第十五团政治委员罗元发作为见证者之一也进行了证实：“用茅台酒洗脚，确有其事。当时，部队得到不少茅台酒，许多战士并不知其为名酒。那时连续行军，天气潮湿，红军中烂脚者甚多，故有人用茅台酒洗脚消毒，其实是用酒泡脚，盛小半脸盆酒，大家轮流泡一泡。”

至此，茅台酒洗脚公案可算了结。茅台酒与红军的情缘就此种下，也便成就了后来名扬天下的“贵州茅台酒”。

最后，1943年国共关系恶化时，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了一幅画，上面有一个茅台酒瓶和两个酒杯，请黄炎培题字，黄炎培提道：“宣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其子黄方毅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路过南京，陈毅设宴款待，讲起父亲这首“茅台诗”，说：“那时我们艰难困苦，能为我们说话的可谓‘空谷足音’，今特设茅台宴答谢黄老！”

可见茅台酒确实可以内服兼外用，也难怪红军高级将领们如此喜欢茅台酒。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更是屡次向外宾介绍茅台，说明茅台酒的品质本身也是过硬的。

国宴用酒，汾酒正名

在民国时期，我们国家的酿造工艺已经很成熟了，全国各地都有生产名酒的地方，而一些仿造名酒口感的酒品也随之而来，汾酒那时候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酿制，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那时候有汾阳、凤翔、洋河、泸州以及茅台等白酒产区，还有牛庄、天津以及山东等白酒产区。然而国宴名酒究竟是茅台还是汾酒？一直是中国白酒界的一桩历史公案。

山西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表示，在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和闭幕之日以及开国大典之日，都举行了隆重的国宴，这三次国宴，是新中国成立伊始最早的国宴，当时国宴用什么白酒，时隔60多年，人们众说纷纭，“我们走访了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走访了对此有研究的专家学者，还找到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国宴用酒的批示，也找到了当时汾酒厂恢复生产负责人杨汉三的笔记。”

据李秋喜介绍，根据历史史料，早年参加革命的杨汉三作为老掌柜的后人受党组织委派，到杏花村组织恢复汾酒生产，为一年后将要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准备需要的新中国国宴汾酒，这是汾酒厂成立伊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原中央警卫局战士、北京饭店副总经理高彤表示，他曾亲历国宴现场，当时的国宴由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余心清操办和主持，他曾向周总理写报告点名国宴喝汾酒。“不过，当时也有茅台酒，但是量很少，用的也是北京饭店的存货，白酒以汾酒为主。”

贵州茅台酒厂官网《茅台酒为什么是中国国酒》一文的表述有：“1949年开国大典前夜，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确定茅台酒为开国大典国宴用酒，并在北京饭店用茅台酒招待嘉宾，从此每年国庆招待会均指定用茅台酒。”

第一国宴用酒到底是汾酒还是茅台，仍有待考证。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笔者很讨厌喝白酒，辣的龇牙咧嘴，吐得稀里哗啦，喝多了还难受。可是30岁之后的某个生日，从一小酒盅开始，笔者不知不觉迷恋上了中国白酒的独特味道。虽然酒量不大，但微醺即可，甚是陶醉于那种略带些晕意但大脑异常清晰的感觉，鼻腔呼出的气体仿佛带着略高于38度的热感，浓重又不失回味。

前些日子好友生日，笔者携带一瓶1994年的陈年酱香白酒远赴长沙欣然与会，珍藏多年，酒色略黄，开瓶酱香扑鼻，令人陶醉。倒入酒杯，酒花稠密，大珠小珠落玉盘。不是单纯飘在上层，而是杯子里整个酒体里密密麻麻的分布，蜜质感十足，入口滑润通透，倒酒入盅一线封侯。那一晚笔者与友人喝得非常舒服。

现在的中国很难遇到真正的酒文化体验，只剩所谓的“酒桌文化”的浮夸与尴尬。再次诚挚地呼吁中国优质酒文化的回归。

（作者系国家一级品酒师，酒文化专栏作家，独立酒评人，白酒分析师，著名陈年老酒收藏家，湖南省酒业协会常务理事，湖南酒协老酒收藏和文化促进分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