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杂志曾经在1980年第一期登载了河北邯郸的军旅作家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这是一部最早以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创作的文学作品，描写了6个女电话兵和一个男电话兵的部队生活，该作品获得了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1983年第一届解放军文艺奖。

由《西线轶事》引发的“茅台纠纷”

在当时，这部小说震动了文坛、震动了茅台酒厂和一位诗人。这位诗人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一代人》作者顾城。他在1982年的《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西线轶事〉的轶事》的文章，专门介绍了茅台酒厂和小说作者的一场纠纷。

顾城首先介绍事情的经过：表现中越自卫反击战生活的小说《西线轶事》震动了中国文坛。小说中人物的一句话，又震动了贵州赤水河畔的茅台酒厂。

原来，《西线轶事》中的一个人物——“一号首长”在无意中说了一句话：“来，一人喝一口，这是‘气死茅台——习水大曲’。”因此，茅台酒厂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指责。

酒厂所有领导的目光都集中在发表这篇小说的《人民文学》1980年第1期一号首长说的那句话上。

经过一番研究和讨论，酒厂领导果断决定：派一个最有业务能力和原则性的生产科长北上，星夜直奔北京，找《人民文学》评理，要求“平反昭雪”。

“都是为了四化建设啊”，原本坚持“文学作品不是报道，更不是批评表扬专栏”的《人民文学》女编辑在一阵啼笑皆非过后，面对每天都来办公室“静坐上班”的这位执着的生产科长，女编辑被感动了，于是给了他作者徐怀中的地址，让他直接和作者商议解决。

再次的软磨硬泡之下，生产科长与徐怀中双方商议：鉴于刊物已经发行无法召回，徐怀中决定在《西线轶事》的单行本中删去所有不利于茅台酒的话。

顾城接着写道：徐怀中同志耐心地听了生产科长的意见，不免动了恻隐之心——是呀，奉命去打反击战的一号首长，干吗非跟茅台酒过不去呢?你说一句“气死茅台……习水大曲”不要紧，人家习水酒厂就多卖了12吨酒(茅台这次是下足了功夫的，连如此具体的数字都统计出来了，12吨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数字，茅台当时的全年产量在1000吨左右，习水大曲是500吨)。要是茅台酒多卖出12吨，产值和外汇收入就将增加……不!问题不在钱上，在于真理。经过什么委员会判定，习水大曲能气死茅台呢?

作家果真修改了书稿，使小说中的一号首长提高了“觉悟”，绕开了茅台、习水和一切含有酒精的饮料。一场风波看来将要平息了，可谁知道，一封装着抗议的信又飞越千山万水，来到了作家的桌上。

信还是那位生产科长写的，大意是：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协议，我也向上级领导汇报了，领导很满意。可是，你竟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在《广西文学》登载的《西线轶事》中，继续发表“气死茅台”的言论!

其实，《广西文学》属于转载，转载的原稿来自发表的《人民文学》，那时候徐怀中改过的单行本还没有上市，是那位生产科长不了解情况，冤枉了徐先生。

顾城继续写：徐怀中也只能风趣地笑笑，随后拿起笔来，在另一篇小说《没有翅膀的天使》上，巧妙地加上了下面这段话：“茅台酒名甲天下，誉满五洲，是中国的一大骄傲。其酿造技术独特，可谓璞玉精雕，质地醇厚丰满，香味浓郁悠长，这自是不待说的。装潢也非同一般，敦敦实实的陶土瓶，没有细长的脖儿，瓶嘴小小的，显得那么粗拙古朴，自成一格。和全世界各种名酒摆在一处，一眼就能认出我们的茅台来……”

这是多好的广告，还不收一分钱。

《西线轶事》发表不久，影响更大的关于那次自卫反击战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发表了。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将上述风波记在了作者李存葆和《高山下的花环》身上，笔者查了1982年12月以后出版的几种《高山下的花环》的单行本，书中并没有提到“气死茅台”的文字。《高山下的花环》首发在1982年第6期的《十月》上，也应该没有，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面也没有，电影里剧中人喝的是五粮液、味美思等酒类。

但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导演谢晋肯定很熟悉“气死茅台”的故事，后来谢晋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起习水大曲时还提到这个典故，这封信的原稿现在笔者手里，抄录一下：

维新、王冰：

留下郎酒、习水大曲(气死茅台)各一瓶。请两位国庆节畅饮。

来日方长，北京见。

谢晋

九、二十九

晚十二时

谢晋导演信中提到的好友维新就是李维新，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曾经演过《万水千山》以及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中的邓廷桢;王冰，系八一厂导演，曾执导过《战上海》《碧海丹心》等。

习水大曲的“前世今生”

接下来的问题该是：习水大曲是什么酒，它是如何同那场自卫反击战联系起来的?

1970年前后的“红卫牌”习水大曲

习水位于贵州北部，地处川黔渝结合部的枢纽，东连贵州桐梓县、重庆綦江区，西接贵州赤水市，南近贵州仁怀市、四川古蔺县。这一地区是闻名世界的美酒区，茅台酒、泸州老窖、郎酒、董酒等均在此区域，这一地区的酒史可追溯到汉代。

1979-1985年间的“二郎滩牌”习水大曲

习水酒厂坐落在原遵义地区习水县二郎庙乡黄金坪，现为遵义市习水县习酒镇。1952年，仁怀县工业局在此建郎庙酒厂，1962年隶属回龙区供销社领导，生产小曲白酒，年产10余吨。1966年，浓香型白酒试制成功。1967年，经仁怀县革委决定，将酒厂转为国营，“文革”中期，郎庙乡更名为红卫公社，酒厂随之更名为红卫酒厂，产品为“红卫大曲”。

1971年重新注册商标为“红卫牌”习水大曲。1972年，红卫酒厂更名为习水酒厂，1980年初具规模，年产502吨。习水大曲是浓香型白酒，后更名为“二郎滩”牌，又改名为“习水牌”，之后又生产酱香型的“习酒”。

夜光杯，捧在手，千军共饮出征酒。出征酒，味醇厚，豪情壮心似酒流。士兵也举起酒，将军也举起酒，出征的酒，饮一口，将军士兵血同流。是生也举起酒，是死也举起酒，出征的酒饮一口，生生死死不回头。

1986-1989年间的“习水牌”习水大曲

1980年代初，大批的习水大曲作为军用物资被调往自卫反击前线，成了官兵们的饮品，也被称为“壮行酒”，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自卫反击专用酒”。那时的习水大曲在部队官兵眼中名气一度超过茅台，其销量也大增，至今还被有过那段经历的人们所津津乐道。今天看来，那是习水酒厂一次漂亮的“品牌营销”，难怪有人会称它“气死茅台”。

1990年代初期的“习水牌”习水大曲

茅台酒也有无奈。当时茅台酒主要担负着“国酒”功能和作用，以它的产量根本无法兼顾基层官兵们的需求，需要多家酒厂协同作战。于是，才有了与之品质接近、性价比更高的习水大曲担当重任。

1998年，习水酒厂被茅台酒厂兼并，成立了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成了贵州茅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作者系国家高级酿酒师、高级品酒师、著名老酒收藏家，中国酒业协会常务理事、鉴定委员会委员，老酒拍卖第一人。)